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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本堂坐落在皇极门右厢房，青砖灰瓦映着朱红宫墙，檐角几丛嫩草在风里轻颤。这地方自建成便透着庄重，皆因离皇帝理政的奉天殿近，讲官们朝拜授课都方便。
遥想当年，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命大将军徐达将元代秘阁的珍贵藏书尽数运回金陵，又延请宋濂、刘基等一代名儒在此教导太子朱标与诸位亲王。
那时节，正殿高悬“博文约礼”的匾额下，终日萦绕着朗朗书声，檐角的铜铃便随着这抑扬顿挫的诵读轻轻摇晃。
后来太子迁入文华堂，诸王也各自回封地开府建衙，这学宫便渐渐冷清下来，算算光景，不过才十余年。
朱允炆的手指轻轻抚过廊柱，触到斑驳旧漆下剥落的碎屑，沾了满指。他对宗藩制度积弊的感受，早己深入骨髓。
数年间，他微服行走于应天府的大街小巷，亲眼见过那些手持“金鳞符”的宗室子弟在酒肆肉铺前颐指气使，强赊强取，掌柜伙计们只能低头赔笑，敢怒不敢言；耳朵里也灌满了地方胥吏为筹集宗室禄米而对农户百般催逼苛虐的诉苦。
此刻，站在这空旷寂静的大本堂前，望着庭院中无声飘落的槐花，一个决断终于在他心中清晰起来：改此旧日学宫为皇家学府，不仅要教导皇家子弟，更要向天下士子敞开大门，开科取士，广纳贤才。
这皇家学府的招生，需经三轮严苛考选。头场试西书五经义理，二场考治国安邦的策论，三场则验弓马骑射的真功夫。中选者不仅可入国子监深造，其中拔尖者更能首接授职六部观政，参与实务。
眼下，先以皇族启蒙班作为破局之始，挑选诸位亲王年幼的子嗣入学开蒙。一份墨迹未干的课程表摊开在朱允炆面前的案头，除了《西书》《五经》这些必修经典，还特意列入了《齐民要术》和《千金方》的珍贵抄本。
朱允炆提起朱笔，在“每月朔望，率学生赴田间观耕，入医馆见习”几字上重重圈画。他打定主意，要让这些生来锦衣玉食的金枝玉叶，亲眼看看粟米是如何从泥土里生长出来，亲身感受医道仁心需在病榻旁经年累月方能成就。
他心底刻着那段来自未来的记忆，如刀锋般锐利：明末百万宗室，尽成朝廷负累，州县赋税半数都填入这无底洞，饿殍遍野之际，藩王们仍在深府之中斗虫玩鸟，醉生梦死！
太祖定下的规矩，宗室子弟十岁便授爵位，婚丧嫁娶一应开销全由朝廷包办，却严禁入仕、禁务农、禁经商，生生把龙子龙孙养成了只知消耗的蛀虫。
朱允炆胸中激荡，再次提笔，在“宗学条制”下清晰写下：允宗室子弟参加科举，与天下寒门士子同场竞技；愿从商者，许其经营货栈；愿务农者，赐予荒田百亩自耕自足。那“身不劳于汗马，录爵而荣；心不劳于耕读，既禄而富”的祖制旧规，非破不可！
朝堂之上，议及学府师资时，风波乍起。方孝孺捋着长须，面沉如水，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守：“陛下，祖宗家法，贵贱有别！宗室子弟岂可与寒门布衣同场并试？此例一开，恐纲常紊乱，尊卑失序！”他的话语在殿中回荡，带着沉重的分量。
然而，解缙、杨士奇等新晋重臣却力排众议，解缙上前一步，朗声道：“方公此言差矣。圣人之道，有教无类！陛下此举，正为破除积弊，为国选材。宗室子弟亦是大明子民，若其中真有贤才，困于藩篱不得施展，岂非朝廷之失，社稷之憾？”
杨士奇也接口道：“陛下圣明，此举意在激励，择优而用，方是长久之计。若宗室子弟能凭真才实学入仕，于国于家，皆是幸事。”
一番激烈争辩后，最终诏定：由解缙主讲《尚书》，杨士奇主持《易经》，胡广教授《诗经》，金幼孜专攻《春秋》。而德高望重的方孝孺，则总领通史，讲授《贞观政要》与《资治通鉴》，并重温《大学衍义》。
朱允炆特意在谕旨后添上一句叮嘱：“诸卿讲经论史，务必结合当下朝政实务，如黄河水患治理、江南赋税改革、边镇军需筹措等，皆可引为论题，使学问不流于空谈。”
“无论嫡庶，优者奖，能者上，庸者下”的竞争新规，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巨石。秦王府、晋王府递来的弹劾奏疏很快堆满了朱允炆御案的一角。
方孝孺私下入宫进言，忧心忡忡：“陛下锐意革新，其志可嘉。然宗室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此等新政，当如春风化雨，徐徐图之，方是稳妥之道。操之过急，恐生肘腋之患啊！”
朱允炆望着窗外纷飞的落花，沉默片刻，才缓缓开口，声音里带着不容动摇的坚定：“先生所言，朕岂不知？然先生可知，当年隋炀帝首创进士科，打破门阀垄断，天下士族亦谤其背祖忘宗？大变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朕若今日畏首畏尾，他日积弊如山，社稷危如累卵，又有何面目去见太祖于九泉之下？这第一步，朕必须迈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