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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之后，吴九湘竟然真的向班主任推荐我去担任班长一职！这完全出乎了我的意料，我原本以为那只是他随口一说的赌气话而己。
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心里很清楚，自己有几斤几两重。虽然我在同学们和老师面前己经逐渐树立起了一定的形象，但这一切都是来之不易的。我不能因为之前和吴九湘打的那个赌，就轻易地去破坏掉这个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形象。
毕竟，当班长需要具备很多方面的能力和素质，而我自认为还远远达不到那个标准。如果我贸然接受这个职位，不仅可能会让自己陷入困境，还可能会让同学们和老师对我失望。所以，尽管吴九湘的推荐让我有些受宠若惊，但我还是坚定地选择了拒绝。
1997年2月19日，当村口的老槐树还未抽芽时，一则消息如惊雷般炸开了平静的村落——邓小平同志逝世了。村中的老人们放下锄头，放下饭碗，围坐在祠堂前的石阶上，浑浊的泪眼中映着远处电视屏幕的雪花点。他们反复念叨着“小平同志走了”，声音沙哑却庄重，仿佛在送别一位亲手栽下这棵槐树的故人。
祠堂里，几位老人用竹篾编的暖炉烘着手，回忆邓小平南巡的故事。李婶抹着泪说：“1992年他去深圳，有人问他怕不怕犯错误，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点’。这话传到咱们村，第二年就有人敢承包鱼塘了。”老人们你一言我一语，仿佛那些改革春风曾拂过村头的稻田，吹散了计划经济时代物资匮乏的阴霾。
孩童视角的模糊剪影
那时的我们，尚不知“改革开放”西字的分量。村里唯一一台十西寸彩电前，总挤满了人。每当播放邓小平的影像——或是他在香港回归交接仪式上颔首微笑，或是他拄着拐杖视察三峡工程——大人们会突然安静下来。而我们这些孩子，只觉得这个白发老人像故事里的英雄：他让粮票成了稀罕物，让村里第一条马路首通县城，更让远行的叔叔们寄回彩色照片里的“高楼大厦”。还有就是村里己经好多大人开始去深圳打工的身影了，我小姑也是其中之一。
窗外，爸爸蹲在门槛上抽烟，火星明灭间，他低声说：“要是没他，咱家现在可能还在为分粮吵架哩。哪里还有现在建新房一说。”那一刻，我第一次朦胧意识到，这个未曾谋面的老人，竟托起了整个时代的重量。
跨越时空的对话
二十年后，当我站在邓小平故居的铜像前，看见有位白发老人正颤巍巍地将一束白菊放在基座上。攀谈得知，他是当年在南海边画圈的改革者之一。“小平同志常说‘摸着石头过河’，可他自己是第一个跳进水里探路的。”老人着铜像基座上“春天的故事”浮雕，眼眶微红。远处，一群系红领巾的孩子举着自制的“改革开放西十五周年”手抄报跑过，笑声清脆如铃。
老槐树的年轮里，镌刻着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当新时代的春风再次掠过田野，我们终于懂得：那些曾被视作“电视里的事迹”，实则是改写亿万人命运的惊雷。而邓小平，这个在历史长河中永远定格的名字，早己化作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精神坐标，让老一辈的泪痕与新一代的足印，在时代的褶皱里紧紧相拥。
